自打我进门后

    2020-05-04 14:22

    前些年成改梅赶上了好政策,像她那样干过十几年临时工的家属也给上了保险,每月能领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。“钱没老伴儿挣得多,但心情不一样,也不觉得自己是孩子们的负担了。”成改梅笑着说。

    相处半年多,何玉仙就嫁给了赵建斌。但是生活到一起,何玉仙才发现,嫁个独子,真的是有利有弊。“大姑子小姑子们回来,也常常帮忙干点家务,但婆婆是绝对舍不得让她儿子干一点点活的。哪怕他就去厨房端个菜,婆婆都要撵出来。”何玉仙说,“有一次我洗碗,赵建斌就在旁边帮着擦了擦,婆婆都唠叨半天,说家里这么多女人还让男人钻厨房,太不像话了。我就想不通了,我和他一样要上班,凭什么下班后我还得做家务,他就不用做了。”

    除了围着锅台转,地里的活儿成改梅也是一把好手,农忙的时候能顶一个全劳力。后来老伴儿进了城里的工厂上班,几亩薄田几乎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。直到大儿子上了初中,老伴儿才把他们一家子都接到城里生活。

    因为婆婆对丈夫的过度偏爱,结婚的头几年,婆媳之间闹了不少矛盾。直到儿子出生后,他们也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,一家三口搬出去单过,这矛盾才渐渐小了。“在我们的小家里,丈夫也开始做家务了,因为从小被他妈惯坏了,他是啥也做不好。洗回碗能打一个,做顿饭不是咸死就是糊了,大部分家务还得是我一个人做。但好歹不用听婆婆唠叨,日子也还算勉强过得去。”何玉仙说。

    直到现在,逢年过节家人团聚的时候,成改梅还是不习惯上席。“婆婆总是借口煮饺子在厨房守着,有时家里人实在说得多了,她就在桌边坐一下,夹不了两口菜就推说牙口不好咬不动,又跑到厨房里面去了。不是洗洗抹布就是擦擦灶台,反正一刻也闲不下。”儿媳何玉仙说,“即便是我洗碗,不用她插手,婆婆也会在旁边守着,递个这送个那的,操不完的心。”

    1976年,24岁的何玉仙嫁给了丈夫赵建斌。他们同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,不在一个车间,是同事介绍认识的。“还记得当初介绍人是这么跟我说的:‘那后生条件好,是家里的独子,上面一个姐姐,下面两个妹妹。他父亲挣得不少,母亲操持家务是把好手,特别能干。关键是这家人都特实在,要是嫁到这样的人家肯定享福。’”何玉仙回忆,“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算不错了,我们家也孩子多,条件比他家差很多。我一看,他本人长得也挺排场,就同意了。”

    儿子还小的时候,何玉仙就暗暗下决心,将来自己当了婆婆,一定不像自己的婆婆一样,总对他们指手画脚。儿孙自有儿孙福,该放手一定要放手。但是,没想到儿子成家后,她对儿媳妇乔云,也还真是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。

    还在处对象的时候,何玉仙常去赵建斌家吃饭。成改梅的确很能干,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尤其是做饭手艺不错,一桌子菜从来不用旁人帮忙,一会儿的工夫就整出来了,味道还特别香,不愧是从食堂干出来的。吃完饭也基本不用她洗碗,老太太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能收拾得利利索索。

    在我国旧时的农村,贫苦人家的儿媳妇家庭地位极为低下,上要孝敬公婆,下要抚养孩子,自己吃饭穿衣都是能将就则将就。“那会儿家里穷,白面只有过年才能吃上,平时玉米面都经常不够吃。蒸上一锅窝窝头,总是先尽孩子们和老人吃。他们吃完有多余的我就吃上一口,没有多余的我就喝口稀的。偶尔有点肉,我也是决不舍得尝一口的,都尽孩子们吃了,有时能啃啃他们吃剩下的骨头就不错了。”成改梅说,自打进了婆家的门,她就养成了不上桌吃饭的习惯,“在我进门前,我婆婆吃饭就不上桌,家里人多,厨房里总得留一个人张罗。自打我进门后,婆婆就开始上桌吃饭了,我接班守厨房。婆婆常说打理好三尺锅台是女人本分,这话我也觉得有道理。”

    毕业后,乔云考进了当地一所初中当老师,赵亚楠则考上了公务员。两人的结合双方家长都很满意,结婚第二年乔云就生了个大胖小子,婆婆欢喜得逢人就夸她能干,还说有个当老师的妈,将来孙子的教育压根儿不用发愁。

    后来家里的分工基本就是何玉仙包家务,丈夫接送、辅导孩子们功课,带他们出去玩。“当然,家里的钱都是我管着,有什么大的开销两人商量,日常开销我就自己做主了。家庭地位算是很平等吧。但婆婆每个月还是会过来两次,帮忙打扫打扫卫生,接接孙子。她也总抱怨我不会过日子,花钱不节俭。我挺不爱听她说这些的,我们花自己挣的钱,这还有错?”年纪大了,何玉仙说自己有时话也挺多的。

    渐渐地,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家庭格局在他们家颠了个个儿。赵亚楠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孩子,乔云主要出去挣钱。偶尔休息一天,乔云也是在家睡懒觉,基本不做家务。“婆婆经常跟别人说我生性懒惰,不像个女人,什么家务也不做。试问,做好家务有人给发奖金吗?我对儿子的期望很高,希望他将来各方面都优秀,还想让他出国深造,可这些都需要钱呀。我不是说我老公没本事挣钱,只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。相比之下他的工作更稳定也更轻松,辞掉太可惜。”乔云说,“现在家里的大事基本都是我说了算吧,怎么说呢,我不觉得我强势,只是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罢了。这话有点俗,但却在理。”

    老公工作稳定,但挣的是死工资。为了改善生活品质,乔云干脆辞去公职,去一所培训学校当了代课老师。“平均每周我的代课量都在20节以上,收入是原来的三倍,比老公也高出一大截。”乔云说,“但我的课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周末,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牺牲掉周末陪家人的时间。”

    可是自打儿子上幼儿园,一家三口搬回自己的房子独自生活开始,婆婆反而对乔云的怨言越来越多。“现在人们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,我们老师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,加班加点给孩子们补课是常事。”乔云说,“而且我的儿子上幼儿园后,也开始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了,家庭开销陡然增大。”

    跟丈夫进城后日子过得也不宽裕。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挣工资,孩子们还得上学。成改梅就以家属的身份在丈夫工作的工厂食堂里找了份临时工,帮职工们做饭。“工资没多少,但经常能往家里带点剩饭剩菜,也算贴补家用了。”成改梅感慨。

    1934年,成改梅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因为父亲吸鸦片吸得把家都败了,成改梅14岁就被卖到了邻村赵家当童养媳。“我婆家家境也不好,只是能勉强吃上口饭而已。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生火,帮着婆婆给全家老老小小十几口人做饭。吃完饭收拾完厨房还要缝缝补补看孩子。我老伴儿是家里的长子长孙,当时上有五十多岁的奶奶,底下还有7个弟弟妹妹,我最小的小姑子比我大儿子还小两岁。”回忆起旧时的日子,成改梅至今是一把辛酸泪。

    乔云和老公赵亚楠是高中同学,高考时赵亚楠考上了一所一本理工科院校,可乔云只上了一所二本师范类学院。